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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是个怎样的人韩愈为何敢对皇帝吹胡子瞪

发布时间:2020-02-15 15:29:22

韩愈是个怎样的人?韩愈为何敢对皇帝吹胡子瞪眼

韩愈,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,散文成就很高,以“文起八代之衰”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同时,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,在中央做官时,他意气风发,评点时政,敢对皇帝老子吹胡子瞪眼;被贬到偏远小县后,也是胸怀磊落,尽自己所能,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。

一、直言敢谏的风骨

公元803年,韩愈当上了监察御史,这是一个纪检的位置,负责纠察朝中官员是否称职,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。韩愈很满意这个位置,准备在任上一展才华,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上对得起皇帝的信任,下给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上天好像也故意在考验韩愈的才能和胆识,这一年,关中地区大旱,颗粒无收,老百姓没有吃的,只能是到处乞讨。而朝廷的有关部门却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,不仅不减免人民的赋税,发放贩济,反而欺上压下,变相多收。韩愈从儒家的“仁政”思想出发,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,如果人民都没有好日子过,起来造反,最后遭殃的还是国家。就给德宗皇帝上了一篇《论天旱人饥状》,如实描绘了因天早造成的损失和灾民吃不上饭、草根树皮都被吃光的惨相,请求免除赋税,发放救灾粮。接着,又就京城中的强买强卖现象发表了一大通议论。德宗皇帝是个只爱听好话、不爱听实话的人。一生气,就撤了韩愈的官,并把他贬到边远的连州阳山(今广东阳山)去当县令。这是韩愈政治上遇到的第一次大挫折,当时真有点让他蒙了头,但他很快清醒过来,觉得自己做的没错,虽然被贬也不后悔。所以,当后来韩愈又被召还到朝中为官时,他仍然是本色不改。

在唐代,佛教特别流行,到了唐宪宗时,更是喜欢佛教到了痴迷的程度。由于有皇帝的提倡和支持,信佛的人在全国也就非常普遍。当时陕西风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,塔里面供奉着一节佛祖释迎牟尼的指头骨。对于佛教信徒来说,这可是了不起的“圣物”,每三十年拿出来展览一次,供大家膜拜。公元819年正月,宪宗皇帝派人把它从寺中请出,准备拿到皇宫中供奉三天,以表示皇帝的虔诚。这个举动更使朝廷内外、举国上下的信佛活动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在这片狂热中,韩愈是清醒的,他对这件事极力反对。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《谏迎佛骨表》向宪宗进谏。详细阐述了佛教对国家的危害,并说自东汉以后所有信佛的皇帝就没有一个长命的(这等于是在咒宪宗皇帝早死了),万万不可信佛。还提出应该把那段骨头交给官府,一把火烧掉,再把灰扔到水里冲走,以彻底断绝人们的佛念。并表示“如果佛祖真的有灵,能给人们降祸,那么一切祸殃都冲我韩愈来吧。”真正是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。这份上表在朝廷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,宪宗皇帝当然是听不进去的,盛怒之下,要把韩愈处死。多亏大臣裴度、崔群等人极力地说情,他才免了死罪,再次被贬偏远的广东潮州去做刺史。

二、勤政爱民的典范

韩愈被轰出朝廷之后,家属也被赶出长安,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不堪颠沛流离,生病惨死在驿道旁。政治失意,家庭蒙难,韩愈的心境之苦可想而知。然而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他没有消沉、没有颓丧,而是不忘修身治国的本色,在潮州疾苦,兴利除弊。

按当时的规矩,朝臣被贬到地方之后,是没有实权的,只能领少数的生活费。被贬的人一般都是在磨时间等朝廷大赦,以便东山再起,决不会主动参政。更不会去想着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实事。韩愈却不是这样,他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学所能给民众做些好事。他初到潮州上任的时候,正好赶上潮州境内的河流鳄鱼成灾,给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。偏偏这里的百姓都很迷信,认为鳄鱼是水中的神灵,不能伤害。每到鳄鱼成灾的时候,只是向江里投下屠杀后的牛羊猪狗等物,没有别的办法。扔的那点食物当然不够鳄鱼吃的,上岸伤人的事也就时有发生。韩愈决心要为百姓除去鳄鱼这一祸害,他一方面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《祭鳄鱼文》,以神灵的外衣应对当地的迷信风俗,拿到江边大声宣读,命令鳄鱼自行离去,说给你们七天的期限,到时再不走,就要采取强力行动了。另一方面准备了弓箭棍棒,选了一批精壮青年,武力驱逐,终于将为害己久的鳄鱼轰到了大海里。之后又是兴修水利,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,给封闭的潮州大地带来了五谷丰登的好年华。还针对岭南地区奴隶买卖比较普遍的现实,下令卖身为奴者可以用钱赎,没有钱赎的也应该得到工钱,攒够了工钱就可以获得自由,以后不得再买卖、蓄养奴隶。为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,韩愈开始兴教育,办学校,推广普通话。正是由于韩愈这种不计个人荣辱、体察民情、真心为一百姓办实事的胸怀,使他赢得了潮州百姓的爱戴,虽然在潮州只有短短的八个月,却使一片山水尽姓韩:鳄鱼曾经为害的溪水,被称为韩江

,城东的笔架山,也被改叫韩山。

离开潮州之后,韩愈改任袁州(今江西宜春)刺史,这里也是奴隶买卖猖獗,并且还有借债到期不还子女就要去给债主当奴的风俗。韩愈不仅把已经沦为奴隶命运的七百多名男女青少年,统统赎还给他们的父母,还彻底废除了以子女抵债的陋俗,使更多的穷人避免了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。

三、忠君卫道的人杰

不可否认,韩愈是忠君的。

虽然他多次向皇帝上书,直陈时弊,然而这正是大忠的表现。不盲从,不明哲保身,敢于说真话,说实话,体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品质。同时,当君王有难、皇权不稳时,他更能挺身而出。

统兵在外的大将割据一方、不听朝廷调度是唐朝自玄宗以来的老问题。到了中后期更是愈演愈烈。814年,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,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为节度使,公开背叛朝廷,发兵攻掠周边地区。当时朝中主和的大臣众多,御史中丞裴度极力主张应该派兵征讨,韩愈给宪宗上《论淮西事宜状》支持裴度。平叛的战争打起来后,由于将领不齐心、指挥不得力等原因竟断断续续地打了四年,到了817年,裴度在宪宗的支持下,到前方亲自督战,担任前敌总指挥,并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(参谋长)。韩愈先行来到沐州(今河南开封),恩威并用,劝说驻军首领韩弘归顺朝廷,剪除了吴元济的羽翼,使吴元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接着韩愈又向裴度建议派兵直人蔡州(今河南汝南)吴元济的大本营,为平叛行动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。叛乱平定后,韩愈也以功升任刑部侍郎(副部长)。

821年,朝廷派往镇州(今河北正定)的节度使田弘正被手下大将王廷凑杀掉,王廷凑自立为节度使,并发兵四处攻扰。穆宗为此调发了十五万大军前往讨伐,但却迟迟攻打不下,反而被王廷凑围困了河北另一重镇深州(今河北深县)。次年二月,穆宗派遣韩愈前去王廷凑营中“宣慰”,实际上就是让他去当“说客”。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此行险恶,凶多吉少,搞不好连性命都难保。韩愈的好朋友元植不断叹息“韩愈可惜”,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。穆宗也告诉韩愈说,要见机行事,不一定亲自到叛军营中去。但韩愈认为既然领受了皇帝的命令,就应该勇往直前,临危不惧,不管有多大危险和困难也不能退缩。他骑马直入王廷凑军中,在叛军的刀剑相逼中面不改色,对王廷凑晓以利害,并列举了安禄山、史思明等叛军的例子,劝他遵从朝廷的领导。后来王廷凑被说服,设宴招待韩愈,送他回朝。

韩愈自幼饱读诗书,二十五岁考中进士,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。在他眼中,忠君卫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但他的忠君,却不是愚忠,是在符合儒家道义基础上的忠。儒家思想中重视民众生活、敬鬼神而远之的处世原则,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境界给他以很大的影响。所以,在君王的皇权不稳时他能不避艰难,当皇帝迷信神佛时他能直言抨击,当百姓生活困苦时他能大声疾呼、想办法解决。

四、文传后世的名家

虽然韩愈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来说,其事迹是可圈可点的,也是杰出的。但是,真正使他传名于后世,却是他的文学成就。他的《讲学解》中“业精于勤荒于嬉,行成于思毁于随”,《师说》中“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”,“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,《马说》中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,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等都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。正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,被后人尊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杜牧更把韩愈的散文与杜甫的诗歌并列,称为“杜诗韩笔”。苏轼也称他是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他与柳宗元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,开辟了唐朝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。

从来是文为心声,韩愈的文学创作也是这样。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,他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,排拒佛、老思想为己任。他写的散文、诗歌,绝不是无意义的吟诵或是往来唱和,而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。在占主体地位的论说文中,抨击现实中不合理的因素是其主要内容。如在《原道》、《谏迎佛骨表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师说》等篇中,鲜明地突出了尊儒反佛的特点,以巧妙的布局、分明的层次全面阐述了佛教的危害以及从师学习的必要。而《杂说》、《获麟解》、《送穷文》等,则是嘲讽社会现状的犀文,既比喻巧妙,寄寓深远;又构思奇特,锋芒毕露。

此外,韩愈又是一位卓越的诗人,是中唐时期韩孟诗派(韩愈、孟郊)的领袖,与元白诗派(元镇、白居易)相对立,一生留下了四百多首诗篇。他的诗,与他的散文一样,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。意境开阔,想象奇特,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。

纵观韩愈的一生,虽然积极追求功名,但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富贵,而是始终把天下苍生放在首位。他认为,作为一个士大夫,对社会、对国家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感,应该以天下为己任。因此,他在朝中遇事能抢先发言,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;在被贬之后能不计个人荣辱,尽所能为民众做些好事实事,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应有的气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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